随着2014年底北上广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正式揭牌，中国步入了知识产权保护新时代。从法院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才运行一年半，3家法院已受理案件高达22265件。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3家知识产权法院模式各有不同，但许多制度性改革却异曲同工。背负着“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为司法改革先行探索”使命的3家知识产权法院，在这一年半来的运行中率先探索实施各项改革措施。
北上广3家知识产权法院运行已一年半有余。中央设置的3年实验期已经过半。
这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
运行时间虽短，社会名气却不小。高通诉魅族案，苹果、华为外观专利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案，爱奇艺诉聚网视案（全国首例视频聚合盗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DOTA2亚洲邀请赛视频转播纠纷案（全国首起电竞游戏赛事网络直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网游“魔兽世界”诉中禁令案等知名案件，“生杀大权”都由知识产权法院掌控。
背负着“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为司法改革先行探索”使命的3家知识产权法院，这一年半来运行的情况如何？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实践中面临怎样的难题和挑战？
法治周末记者近日采访了3家知识产权法院。
因何而设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说。
1993年以前，法院也有知识产权的审理工作，但是分布在不同的庭，比如商标专利方面的案件是放在经济庭，版权方面的案件是放在民庭，而且当时不管是办案人员和案件都比较少。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知识产权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国家制定了基本上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而且也相继加入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条约，所以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93年，北京率先设立知识产权庭，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全国31个高级人民法院、400多个中级人民法院以及被指定的1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都相继设立了知识产权庭。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选择上海浦东等法院进行“三审合一”的试点，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统一归口到知识产权庭审理。
北京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也是一个标志，紧随其后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大多是一些沿海发达城市。
而后来，“知识产权法院进入筹备期，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关。”陈锦川说。
2013年，中国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一、二审案件超过了11万件，成为全球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最多的国家。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立法形式宣布京沪穗成立知识产权法院，三地法院正式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陈锦川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因为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地方才会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他介绍，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世界交往越来越多，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每年的中美会谈和中欧会谈，其中知识产权保护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2000年前后，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离不开的一个主题。
而在2014年前后，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为重视。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构成国家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重大举措。
“要转变经济发展结构，要把以前的制造为主转变为创新，而创新大部分和知识产权相关。”陈锦川说。
同时，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也是司法改革的一个成果。
陈锦川介绍，比如法官遴选等改革，都是在已有制度之下的一些变化，而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是完全按照司法改革的目标、制度要求来建立的。
“所以3家知识产权法院可以说完全是司法改革的产物，也是为中央的司法改革探路。”陈锦川说。
实际上，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模式也各有不同。
陈锦川介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归北京市人大、市委直接管理，是正局级单位。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三中院合署办公；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不设行政级别，主管单位是广东省，要向广州市人大报告工作。
先行探索
虽然设置的模式各不相同，但作为司法改革探索的先行者，因应着长期以来顺应司法规律的呼声，3家法院的许多制度性改革异曲同工。
与中国现在所有地方法院正在推行的改革一样，知识产权法院在普遍意义上的探索方向仍然集中在4个方面：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和省级人财物统一管理。
除了后两项非法院一己之力可主导，前两项改革目前进展颇为顺利。
在3家新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目标更容易落地。例如，北京知产法院裁判去行政化就很彻底，也很有成效。废除个案汇报制，采用建议咨询制等，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为了“重点解决主审法官权责不清、杂务缠身、合而不议的问题”，推行了法官权力清单制度，废止个案汇报和审批环节，将审案、裁决、签发法律文书的权力统统交还给法官，法官、合议庭全权负责案件裁判，并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亲手签发各类法律文书，法官们坦言很有职业尊荣感。许多法官坦言，这是他们法官生涯中感受最彻底的一次“放权”。
挑选出来的法官都是精英。北上广3家法院从全市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法官，从事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平均年限在7至10年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研究生，平均年龄在37至42岁之间。
在具体细节上，其各自的探索自然也各有特色。例如，上海侧重于强调法官的专业性和类型案件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因此，在院内两个审判庭按照不同案由进行专业化分工，一庭主要审理专利权、著作权纠纷等案件，二庭主要审理商标权、植物新品种、计算机软件等纠纷，还专门成立了涉自贸区知识产权案件专项审判合议庭。而北京和广州则是按照全类接触的原则分配案件，确保合议庭平等规范用权。
与别的法院不同，知识产权法院“机构精简、管理扁平”。
陈锦川介绍说，除了立案和各审判庭外，由综合办公室（15名编制）统筹行使整个法院的司法行政职能。有些部门只有“光杆司令”，有些人则需要身兼数职。
熟悉中国法院系统的人自然会知道这是多么高度精简：通常一家法院的司法行政部门一般会有数个甚至数十个。
与众不同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还有一个任务是探索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规律。”以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资深知识产权法官身份出任副院长的陈锦川深谙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特殊性。
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审理难度大，这是法官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评价。
2015年4月22日，乐网诉联通著作侵权案件中，技术调查官首次亮相参与庭审。毕业于空军工程大学的邹享球具有理工科学历背景，长期从事计算机技术工作，他同时也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室的负责人。在庭审中，他作为技术调查官负责协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
就在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专利权纠纷案件中，也有技术调查官出庭。这天也是技术调查官在国内首次亮相。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了最完备的技术事实调查认定体系，即技术调查、技术咨询、专家陪审、技术鉴定“四位一体”。该院副院长黎淑兰介绍，技术调查官的主要职责包括明确技术事实的争议焦点、对技术事实的调查提出建议、参与调查取证、参与诉讼程序以及必要时协助法官组织专业人员提出鉴定或咨询意见等。
“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是伴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伴随着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改革而生的一项制度。”黎淑兰说。
知识产权法院重视专家智库建设。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聘请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18名特邀知识产权咨询专家提供专题咨询，并邀请知识产权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给法官培训授课。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也与各大法学院校等社会机构开展合作，就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疑难法律问题向专业机构征询意见。
“涉及案件中疑难或者重大法律问题、行业利益调整等问题，以前法院会开研讨会、走访相关部门，现在把这种交流制度化，我们会向专业机构发函征询意见，专家学者们的这些意见会作为法官审判案件的参考，附在裁判文书后面，增强裁判公信力。”陈锦川介绍说。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一些商标类案件判决书后附着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社会专业机构名义出具的法律意见，各陈己见，说理充分清晰，并且公开透明，双方当事人看得清楚明白，容易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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