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晶 通讯员 阿希达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高原西南的鄂托克前旗，百草滋养着羊群。这里的牧民见证了鄂托克前旗羊肉从家庭餐食到知名品牌的蝶变，也因羊肉品牌价值的提升过上了好日子。
78.61亿元！日前发布的《2025年内蒙古知名品牌价值评价报告》显示，通过“蒙”字标认证的“鄂托克前旗羊肉”品牌价值再次刷新，鄂托克前旗羊肉品牌化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与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引擎。
从毛乌素沙地的草原牧场，到千家万户的餐桌，鄂托克前旗羊肉的品牌进阶路，藏在一场以生态为根、以品质为魂、以产业为翼的生动实践之中。
立足优势 强化品牌建设
鄂托克前旗地处北纬38°黄金养殖带，是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之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境内可利用草原面积1395.5万亩，其中经认证的有机草牧场560万亩、优质牧草180多种。目前，当地羊年存栏稳定在200万只，年出栏127万只，年产羊肉超2万吨，年产值达12亿元。
独特的气候特征和地理因素，造就了鄂托克前旗羊肉无膻无腥、肉香浓郁等特征。2019年，“鄂托克前旗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核准注册，当地由此开启了羊肉产业品牌化发展之路。
为了挖掘品牌核心价值，鄂托克前旗编制了《“鄂托克前旗羊肉”品牌战略规划》，确立了品牌化发展路径，明确了品牌定位和价值支撑。同时，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把抓好地理标志商标运用促进工作列入乡村振兴发展计划，连续6年制定出台《鄂托克前旗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政府主导、部门管理、企业运营、协会运作，初步形成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同心合力、共建多赢的新局面。
鄂托克前旗肉羊协会秘书长李海萍介绍，目前“鄂托克前旗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许可使用企业共有9家，覆盖养殖基地和农牧户3500多户。
品牌能否叫得响，品质是基础。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不断探索建立地理标志品牌监管体系，完善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制度，着力建设以质量、标准、认证、追溯、检测为核心的品控体系，推动产品升级。
李海萍介绍，目前鄂托克前旗已认证有机草牧场560万亩，有机羊50万只、绿色和有机羊肉产品各13个，“蒙”字标产品认证企业3家，认证产品74种；建成“鄂托克前旗羊肉”全产业链追溯平台，指导羊肉生产加工企业在收购、屠宰、加工、运输等环节建立和完善品质控制体系；初步形成了“部门监管+行业管控+生产者”自控的三级质量保障格局，保证了鄂托克前旗羊肉从牧场到餐桌的安全健康。
升级产业 提升品牌价值
如今，销售鄂托克前旗羊肉的直营店、专卖店、专柜有80多个，销售区域从内蒙古拓展至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20多个省市。这样的成果源自品牌引领下的产业升级。
建设示范养殖基地、高标准肉羊养殖园、百万亩柠条种植基地、10万亩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家家加工厂、研发基地和饲草料种植基地的建设，为鄂托克前旗羊肉品牌开启产业化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地标品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牧户”利益联结机制的搭建，联结农牧户1万多户，推动了鄂托克前旗羊肉产业向组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围绕全面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思路，鄂托克前旗还把“数字农牧业”融入品牌建设中，建成智慧动物疫病监测数字化云平台，打造智慧牧场600余个，建成具备智能饲喂、消毒加湿等自动化功能的现代化养殖棚圈。“通过地理标志品牌赋能、商标权质押融资，获权使用‘鄂托克前旗羊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企业累计获融资1950万元，激活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细胞’。”李海萍介绍。
鄂托克前旗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地理标志品牌引领下，鄂托克前旗依托当地旅游资源，与景区、红色研学基地、牧家乐等合作打造旅游产品大礼包，推出入住蒙古包、品尝蒙餐、实地放牧等消费套餐。同时，借力“草原村排”的影响力，当地将现代养殖园、牧家排球馆打造成文旅新景点，实现“吃羊肉、看村排”的深度体验。2025年，鄂托克前旗累计接待游客169.7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9.03亿元。
依托地理标志品牌的力量，鄂托克前旗经营主体年均增长15%，产业链延伸至物流、饲草加工等领域。截至目前，当地累计培育龙头企业28家、规模以上家庭农牧场1004户、合作社560家，带动现代农牧业跑出“加速度”。目前，“鄂托克前旗羊肉”品牌价值达78.61亿元，品牌溢价率在15%以上，成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让沙地生金，让牧民增收，让北疆的鲜香味道成为响当当的地域名片，当地勾勒出农牧产业品牌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清晰图景。如今，这缕由百草造就的羊肉香，正乘着品牌的东风，越飘越远、越传越广。
垂直领域专家数据的确权路径分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要素价值的深度开发与高效配置，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与主要依赖通用语料进行训练的通用大模型不同，垂直领域大模型更依赖对行业知识、专业经验与实践规则的吸收和内化。传统意义上以“拉框、描边”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数据标注，正逐步向专家深度参与的“高级标注”演进。例如，在医疗影像人工智能训练中，需要具备长期临床经验的医生对病灶进行精细化标注；在法律大模型构建过程中，需要资深法律从业者对案件事实、裁判逻辑进行结构化拆解。
这类数据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专家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与数据化，其价值并非体现在数据数量本身，而是凝聚于高密度智力判断的系统沉淀之中。然而，当这些数据成果进入流通环节时，其权利基础难以在现有知识产权体系中得到清晰界定，制度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也由此形成显著张力。
专家数据的确权困境
以医疗影像高级标注数据集为例，能够较为集中地窥见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垂直领域专家智力劳动数据化成果方面的结构性局限。
首先，独创性标准的适用困境阻断著作权保护路径。著作权法以保护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为前提，而医疗高级标注的目标在于客观、精准和标准化。在医学共识和诊疗规范的约束下，对于同一医学影像，不同医生对病灶位置和范围理应形成高度一致的判断，标注结果越接近“金标准”，其表达空间也就越有限，难以满足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要求。同时，模型训练通常提取数据所反映的诊断规律而非具体表达形式，这进一步削弱了著作权制度在该类数据保护中的适用性。其次，客体性质的错位限制了专利制度的介入。专利法所保护的是为解决技术问题而提出的技术方案，而非数据内容本身。医疗高级标注数据的核心价值并不源于标注工具或方法，而在于专家的高精度判断，由此形成的数据集，本质上是专家高密度智力劳动的集中载体。在实践中，即便相关标注方法或流程获得专利授权，当第三方绕开技术方案直接利用数据内容开展模型训练时，专利权也难以发挥排他效力；同时，医疗高级标注在本质上属于诊断思维的数字化呈现，依据专利法关于疾病诊断方法和智力活动规则不授予专利权的规定，相关数据成果往往处于专利保护的制度边界之外。最后，秘密性与流通性的内生冲突制约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效果。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流动与复用，而商业秘密的保护基石在于“保密”。在模型训练的“黑箱”机制下，数据一旦输入便化为参数，权利人极难举证证明模型参数中包含了其商业秘密，维权成本高企与流通需求迫切之间的张力，使得商业秘密保护难以成为普适性的解决方案。
医疗高级标注的确权难题并非个案。在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大量以专家智力劳动为核心的数据成果，均面临着类似的确权困境。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资深工程师在长期调试中形成的提示词组合与优化逻辑，凝结了高度智力投入，却难以满足传统作品或专利的保护标准；在传统技艺数字化过程中，非遗传承人将经验转化为工艺参数或操作数据，其成果既非作品表达，也难以构成技术方案；在跨境电商运营中，专业团队通过数据清洗和分析形成的选品模型或风险特征库，具有显著商业价值，却常被视为商业规则而游离于专利保护之外。
上述场景的共同特征是：成果源于人的智力劳动，表现形式为数据集合，具有高度实用价值，却难以在既有知识产权分类体系中获得稳定定位。
数据知识产权的制度适配性
面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应对困境，正在探索中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体现了对数据要素特性的制度性回应，为解决专家智力劳动数据化成果的确权问题，提供了区别于传统知识产权路径的制度选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创造性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框架。这一顶层设计，并未沿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中以“独创性”或“新颖性”为核心的确权逻辑，而是通过权利分置的方式，将数据在采集、整理、加工等环节中所体现的劳动投入和成本纳入制度考量范围。
这一制度取向与高级标注数据的生成特征高度契合。资深医生、工程师在数据加工过程中投入的大量智力劳动、时间成本与专业经验，构成了数据价值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此背景下，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为承认和保护上述投入所形成的衍生价值提供了制度空间，让相关专家数据成果具备通过规范路径进入数据资产配置体系的现实可能性。
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事后救济的消极保护模式，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机制为数据处理者提供了具有权属识别功能的制度工具。通过登记方式对数据权属状态进行标识和公示，有助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也为数据资产评估、合规流通和投融资活动提供了制度支点。
这种权属状态的制度化呈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相对方的信息搜索成本与法律风险。尤其是在数据资产入表、质押融资等探索性场景中，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正在逐步成为评估机构开展价值分析、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审核的重要参考，为专家智力成果通过规范路径进入金融配置体系搭建了现实接口。
与专利和著作权侧重保护相对静态的成果不同，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在探索过程中逐步回应了数据持续更新的属性。专家数据集往往会随着实践的积累不断迭代更新，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中引入的动态登记和版本管理思路，让权利人能够对数据集的增量更新进行持续标识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快速迭代的产业特征，有助于维护数据保护链条的连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确权探索并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实践中，已有探索通过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机制，对医疗领域中经长期积累、并由专业人员深度整理加工形成的高价值数据集，对其权属状态进行识别和规范管理。在严格遵守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要求的前提下，此类数据集能够以数据知识产权的形式形成相应登记凭证，为其后续合规流通和价值转化提供制度支点。这些实践从现实层面印证了：对于凝结专家智力劳动的数据成果，以“实质性投入”为基础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路径，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完善专家数据保护的实践建议
专家隐性知识的数据化，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基础。回应这一发展趋势，既要尊重既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边界，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填补保护空白。基于实践观察，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探索建立以“智力密度”为锚点的专家知识类数据分类登记机制。对疑难病症标注库、特殊工艺参数库等高智力投入数据集，在登记证书中予以显著标识，并在权益保护与争议处置中体现差异化考量。二是探索“职务数据成果”的权益分配规则。借鉴职务发明制度，在数据知识产权框架下形成“机构持有、个人分享”的基本模式，通过制度安排将机构资源与个人智力贡献绑定为利益共同体。三是构建面向专家数据的场景化价值评估模型。围绕“研发成本高、复用价值大”的特点，完善价值评估标准，引入“专家工时系数”“行业稀缺度”等指标，为交易与融资提供公允的价值尺度。
通过上述制度完善，方能在公共利益保障与专家创新激励之间构建更稳健的平衡。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知识产权局数据知识产权运用课题组）
（编辑：刘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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